免费预约码“黄牛”抢后加价卖 代抢群里订单源源不断
博物馆演唱会，门票为何越来越难买
本报记者 赵 丽
本报实习生 林铭溱
今年暑假，在北京从事旅游行业的刘宇(化名)接到十几通亲戚朋友求助国家博物馆门票的电话。
“最开始，我还抱有希望，连续几天都紧盯预约系统，但哪怕是分秒必争，最后也没能在这场‘抢票大战’中胜出。”为了不让亲戚朋友失望，刘宇只能“转战”某二手交易平台，找“黄牛”买了3次共7张票，一共花了3300元。
“最开始，国博的暑期门票一张至少加价100元，价格视日期不同会有不同程度的浮动。之后便越来越夸张，说‘不保证一定预约上，须提前7天下单’，加价500元的都有，如果有临时需求，1张至少加价1000元。”刘宇说。
不仅是博物馆门票，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近日调查发现，演唱会、景点、展览馆等需要“抢票抢号”的领域几乎都有“黄牛”的身影。一些“地狱级抢票难度”的热门演出、展览，让心向往之的消费者不得不以高出原价数倍的价格向“黄牛”购买。门票市场“黄牛”或有自己的购票渠道，或采用“人海战术”，组织大量“抢手”进行抢购，有的还运用科技手段，开发“脚本”“抓包”程序进行“机抢”。这种“机抢”程序同样成了商品，被明码标价出售给有抢票需求的网友。
受访专家认为，“黄牛”屡禁不止的原因涉及供需关系失衡、技术加持与信息不对称、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以及消费者心理等多重因素。无论是演唱会还是博物馆门票，只要是稀缺资源，就会成为“黄牛”倒卖的对象。而“技术手段”等加持下，“黄牛”抢购成功率越来越高，使得普通公众在官方渠道难以买到票，只能转向“黄牛”市场。对此，一方面应由相关部门及时发现、严厉打击、依法治理“黄牛”倒卖门票的不法行为；另一方面，博物馆、售票平台等需要不断修改完善自身的放票规则，堵住预约或售票环节的漏洞。
“黄牛”大量抢囤票
票越稀缺价格越高
刚刚结束的暑假，各地游客数量激增。一些网红景点推出了预约制度，即提前在小程序上“抢号”，并按照所预约的特定日期及时间段进行参观。这种预约制本是为了控制客流，却让“黄牛”嗅到了“商机”。
上海市民郭科告诉记者，上海某网红书店就实行了这样的预约制，该网红书店会提前在其小程序上放出一天5个时间段的预约名额，每个时间段约有500多个名额。近日，记者浏览该小程序发现，书店预约情况相当“火爆”，5天内所有时段均显示“约满”。
记者在某二手交易平台看到，平台上有大量出售该书店参观名额的“黄牛”，发布类似“全天预约找我，随时可以参观，预约码全天可进”的文案。记者注意到一则宣传随时可以“买号”进入书店的帖子，咨询后，该“黄牛”告诉记者：“我们这里会提前抢很多号，现买现发。”
原本免费预约参观的书店，“黄牛”抢到的预约码商品链接标价8元。记者进一步咨询被卖家告知标价是“引流价”，实际售价为12元。记者下单后，该“黄牛”发来一张二维码截图，称出示即可入场。随后郭科使用记者购买的这张“黄牛”预约的二维码截图，顺利进场。
“书店每天放不到3000个预约名额，有多少是被这样的‘黄牛’抢占了？简直是占用公共资源为自己牟私利。”郭科感到无奈。
除了转让手头上的预约号，不少“黄牛”还做起了“代抢号”的生意，比如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随处可见诸如“接各种代拍，静待你，不管是旅游景点还是博物馆，什么都可以”的广告。记者咨询其中一位卖家得知，对于需要实名进入的景点与博物馆，需要提供身份信息给“黄牛”，“黄牛”抢到号之后，支付约定好的“代抢费”。记者注意到，多省的博物馆均在“黄牛”代抢的行列之中。
不久前，有媒体在国家博物馆外随机采访30位游客，只有两人通过正规渠道预约成功，其他28人都是由“黄牛”代预约的。据故宫博物院技术人员介绍，暑期高峰时段，故宫博物院小程序售票系统初始流量中“黄牛请求”占比整体接近90%，如果不做拦截和处置，普通用户很难参与竞争、买到门票。
记者调查发现，“黄牛”兜售的还有各类VIP票。
在记者咨询某博物馆门票时，一“黄牛”推荐称VIP票“更实用”，能够免实名进入博物馆，“免于被毒辣的太阳炙烤，率先步入文物殿堂”。该“黄牛”给记者发来了VIP票的图片，记者注意到，门票上标注有“合作票”字样，同时明确写着“此票不得出售”。
在各社交平台及二手交易平台上，此类VIP票的价格被哄抬至500元至800元不等。除了二手交易平台、社交平台等渠道，该类票还在各大第三方旅游平台出售。北京和上海的多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在一些博物馆的绿色通道口，持有VIP票的游客只需要出示实体票即可进入场馆。据介绍，此类门票一般属于“合作单位的赠票”，并不对外流通。
各种“战术”代抢票
肆意转发个人信息
“黄牛”手上的票，到底是哪来的？
记者调查发现，不少“黄牛”发展出了代抢业务。
“我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名‘黄牛’，他有抢票的信息会发给我们。”来自江苏的黄琳为“挣外快”而成为一名演唱会门票“抢手”，她告诉记者，组织他们抢票的“黄牛”自称“票务”，会不定期在“朋友圈”和“抢手群”中发布信息，通知“抢手”们开抢。
据她透露，在其曾经参与过的抢票中，一张热门歌手演唱会价值1280元的内场票被哄抬至数万元。
“我们主要是靠人多，能不能抢到看运气，还有一种票是录入票，那种价格就更贵了。”据黄琳解释，录入票是一种“渠道票”，即主办方留存的赠票，一些有关系的“黄牛”能够拿到这些赠票，并高价变卖。部分景点、博物馆等也存在这样的赠票，也能够被有渠道，有关系的“黄牛”获取并流向市场。
据黄琳透露，热门演出的票只要抢到一张，“抢手”就能够获得四位数的“抢手费”，“你永远都不知道，在你上头叠了多少个‘黄牛’在层层转卖，最后一张票到了买票的人手里要五位数”。
为了解代抢流程，记者加入一个名为“发财变富豪”的“抢手群”。群里共有200余名“抢手”，且每日源源不断地加入新人。该群的群公告昭告着：“我们是接代拍的，抢不到没有任何后果，就当练手。”群主不断鼓励“抢手”们拉人进群，每拉满15人就有“红包奖励”，“大家也可以邀请自己的朋友抢，朋友抢到了我给你佣金的10%作为奖励”。
在记者入群的第一天，便有近60条抢票订单。这些订单上写明了“雇主”所需要的演出日期、场次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姓名、身份证号等具体的个人信息。个别订单上标明了“独家”。
记者询问群主得知，“独家”即“雇主”直接找到该群组织者进行抢票，而“非独家”的订单，则是该群组织者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的抢票订单，“不止我们这一家帮忙抢”。就这样，“雇主们”的个人信息在200余人甚至是更大范围的“抢手群”中被一次次转发、传播。
北京大成(深圳)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曦曾帮助买“黄牛”票被“坑”的消费者维权。据她了解，有些“黄牛”会“一票多卖”。
“‘黄牛’圈会有很多层的代理商，上层‘黄牛’拿到内部票名额之后会往下级代理商传，一个群有上百个人收到信息，然后又往他们下一级的群去卖。每个‘黄牛’都可能把这个票卖给自己的客户，往往名额就那么一两个，却卖给了很多人。”陈曦说，最后，“黄牛”一般会选择高价卖出，对于下级“黄牛”来说，如果上级的“黄牛”没有拿到票，又不退钱，那么下级“黄牛”就会直接“跑路”，对消费者违约不退钱。
也有“黄牛”直接用上“科技手段”抢票。
调查中，记者随机添加了一名“黄牛”，其社交“朋友圈”内充斥着市面上热门歌手演出的开票代拍信息，且晒出了不少代拍成功的订单。记者选择一场热门演唱会咨询该“黄牛”，其表示“只要放票，命中率就会很高”。当记者询问如何保证抢票成功率时，该“黄牛”称，“我们有团队，机器抢”。
不久前，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“黄牛”倒票案件。案件资料显示，犯罪嫌疑人利用自行研发的抢票软件，凭借已经掌握的他人有效身份信息，抢占大量门票资源。通常而言，门票预约成功与许可退票之间有近7天的“时间差”。在招揽到真正游客后，他们利用这个“时间差”不断在预约系统上秒退秒抢，如此反复。据了解，仅2023年暑期，该涉案团伙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非法获利30多万元。
这种“机抢”脚本不仅为“黄牛”团队自用，还成了商品被售卖给有抢购需求的人士。
“自动抢票脚本，可以比别人提前进入买票后台……”在某社交平台上，只要输入“抢票脚本”关键词，便有大量宣传售卖抢票脚本的信息出现，业务范围涵盖了抢演唱会门票、抢车票等。二手交易平台上抢票脚本价格浮动较大，在1元到200元不等，价格高的通常是买了脚本后卖家承诺“包教包会”。
记者联系了其中一名卖家，他告诉记者，该程序能够覆盖多个抢票平台，只要在程序中输入场次、主选票价、备选票价以及观影人数，就能“到点开抢”。
“其实脚本就相当于一个模拟器，能够模拟人抢票点击的全过程。”香港科技大学(广州)信息枢纽研究助理谢怡萱告诉记者，这种脚本能够在开票的一瞬间模拟人手点击，在首次点击抢不到票的情况下，还能够通过连续点击抢进回流票，速度远高于手速，抢票的成功率也就更高。
建立部门协作机制
整合力量综合治理
一边是消费者对心爱的演唱会、博物馆等可望而不可即，另一边是“黄牛”手握大量票源坐地起价。
北京嘉潍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指出，“黄牛”抢票无论是通过人工或编写脚本软件抢票，再加价倒卖，都是违法的，均属于倒卖有价票证，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。如果倒卖的数量、金额达到一定标准，就可能构成刑法中的非法经营罪。
“在当前的法律法规中，对‘黄牛’倒卖门票的具体行为尚缺乏明确和专门的司法解释，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有效打击。因此，出台专门司法解释等对此类行为进行明确和规范具有必要性，不仅可以提高对此类违法行为的打击精准度和力度，还能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。”专门对涉及“黄牛”的相关案件进行过梳理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说。
在受访的业内人士看来，实践中，由于证据收集困难、执法成本高等原因，导致“黄牛”依然猖獗。部分消费者甚至出于“能买上票就不错”的心态，对“黄牛”票存在一定程度的容忍和依赖。
“打击治理‘黄牛’的难点主要在于违法成本低、监管难度大和消费者需求旺盛等方面。相较于高额的违法收益，现有相关规定的处罚力度显得较轻，无法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，导致‘黄牛’愿意为了高利润冒险。‘黄牛’倒票行为花样繁多，交易方式隐蔽，加上涉及人员众多，增加了监管部门的打击难度。即使警方投入大量人力去打击‘黄牛’，也难以覆盖所有乱象。”陈曦说。
根据过往的办案经验，陈曦注意到，目前非法开发者更多是通过非正规渠道出售抢票程序，具有一定的隐蔽性，且一些抢票脚本能够在“被封”后随时“改头换面”重新上架，监管具有很大的难度。
“对于‘黄牛’的‘科技手段’，单纯从法律上制约存在一定难度。”陈曦认为，随着科技的进步，“黄牛”抢票的手段会更多，除了法律及监管力量的规制外，相关的售票平台还应该加强技术防御。
翁小平建议，要有效打击“黄牛”倒票行为，需从多方面入手。应当完善相关法律法规，特别是加大对“黄牛”行为的惩处力度，提高违法成本，使潜在的违法行为受到震慑。同时，加强市场监管，利用技术手段监测和打击“黄牛”票的线上交易，及时查处违规行为。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，整合文化、公安、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力量，形成打击“黄牛”的综合治理手段，以实现更有力的治理效果。票务平台应实行严格的实名购票制度，同时限制退票次数，减少“黄牛”利用退票漏洞进行非法交易的机会。此外，提高热门演出或活动的票务供给质量和数量，尽可能满足市场需求，降低“黄牛”票的吸引力。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消费者的引导和教育，倡导通过正规渠道购票，共同维护公平的市场秩序。（法治日报）
